萧红故居外景。

萧红雕像。

(资料图)

□文/滕范杰 摄/赵刚

3月，一个晴朗的下午，我们走入呼兰河畔的萧红故居，这里是哈尔滨呼兰区小城南二道街204号，一所上世纪二三十满族风格建筑的门楼，一圈青色的砖墙，围着一所五间正房。

院子当中矗立着萧红的汉白玉塑像，这位被鲁迅称为“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”一手握书，一手托腮，席坐于一方青石之上，凝望远方。萧红仿佛在记忆醇厚的乡思中审视历史和人生，雕塑作品成功之处在于创作者抓住了这一专注的灵魂情态。

故居的西屋成了文学作品的陈列厅，一批东北作家的作品也陈列于此：萧军、端木蕻良、白朗、罗烽、骆宾基……拥趸着萧红不同版本、不同年代的文集。萧红的作品是从这里走出去的，如今成了走回来的文物。

偏房内一盘石磨还在，已无棱角，刻纹残缺，这标志着时光的流逝；东屋外间炕头的藏书箱、炕梢的被子柜、地中央的八仙桌、北侧的描金柜依旧在；那个常常被淘气的乳名张遒莹捅开的窗棂尚在，破碎的裱糊纸张已经秋花大裂，附加的厚纸板、粗麻布甚至棉絮的隔层都没有挡住北风，光线依旧斜射进屋里；这些，早已成为观瞻的陈设已物是人非。

最令我驻足的是一个陈旧的漆皮剥落的梳妆台，总觉得那镜子的水银底版里一定存储了“心向光明跋涉”、“生死场里的淬炼”、孤独、敏感、矜持而又倔强的萧红。但是，妆屉里的胭脂、粉饰、玉坠却不是她的追崇，饱蘸情怀、大义如椽的笔是她的最爱。

通向后庭院的板门虚掩着，进入后院我见到了萧红童年的乐园，虽然繁茂的夏季不过几月，却给萧红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快乐，那是萧红童年经常玩耍的地方，也是受到祖父以古诗为主的启蒙和熏陶之地，那是她培育文学种子的园圃，每到冬季，这里就会白雪覆盖，生机潜藏。

夕阳西下，黄昏倦人，仍有接踵而来的游人来此拜谒，我退至大门处，进来时候只顾奔赴里面，忽略了大门，此时但见上方匾额“萧红故居”高悬，黑漆对开大门竟然安装上了“现代化”的液压门弓子，青瓦斗兽门楼，并无特殊，我却久久伫立，感慨万千。

这是中原四合院风格和东北满族传统民宅形式相结合的院落门楼，宽厚的门板隔开了两个世界。

萧红父亲张庭举供职于官府教育界，看似显贵开明，却迂腐守旧，尽管萧红祖父用疼爱和包容弥补了萧红缺失的家庭温暖，乱世中，物质往往不占上风，精神上富足却更为珍贵，父亲对萧红冷漠无情，促使萧红走出背叛显贵家庭之路。“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，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。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，就开一个谎花，愿意结一个黄瓜，就结一个黄瓜。”《呼兰河传》中再现了这段“野蛮生长”的儿时时光，它涵养了萧红解放的天性，赋予了她笔端闪光的灵性。

在萧红短暂的人生历程里，门里门外两重天，萧红迈开门槛第一步的以后，尽管颠沛流离、穷困潦倒，却没有魔力让这颗自由的心回转，她再也没有回到这曾经丰厚的三十二间院落。

于是，有了与心仪已久的人生导师、文学巨匠鲁迅的忘年深厚的交往。彼此间的关爱和欣赏、信任与托付，使这一交汇划破时空，发出别样光辉。“致两萧”推心置腹，见证着“两萧”在上海的文学成长和艰难跋涉。寄蕴着鲁迅内心深处的珍藏情感和两代人三个文学家的心灵碰撞，引领他们开启了职业作家的之路。

在苦难与坎坷中，于是有了她和萧军、端木蕻良两个男人“爱与渴望、泪与逃亡”的经历，对其是极其深远、刻骨铭心的影响。一直在文学和爱的耕耘路上，点滴之好，她便付之所有，她爱得卑微，把自己交给一个个“可靠的肩膀”，却唯独忘记了依靠自己的坚强。

在命运多舛中，于是有了“文学洛神”的一世漂流，从哈尔滨求学逃婚，到逃亡青岛，再到上海拜会恩师、然后投入西安和临汾抗日热潮，身怀六甲辗转求安重庆，乃至日本留学落魄，最后陨落香港的命运生死场。萧红生前没有感受过世间一点温良的真爱，所以她最终把自己放回到《呼兰河传》里那个小女孩身上了。

在文学的生命力里，萧红总是在“离开”的旋涡中挣扎，但是最殷实的成就感还是在恩师的指引下，1935年12月在上海《生死场》出版，萧红以充满野性和张力的文字，在上海文坛刮去了原始的火和旷野的风。“在乡村，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，忙着死。”鲁迅作序并高度赞赏道，“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，对于死的挣扎，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。”亦师亦友的真挚情谊，令人动容。

这一步之遥的门里门外，呈现了极不平衡的天地。里面的人、岁月和物件渐渐腐朽，走出外面的萧红叱咤中国文坛大地。

一种超越时代的活跃思想，顶破了封闭的窗棂，迈出了门槛。

我回望萧红故居的大门，时空把我安排在这一命运的出口，我和萧红擦肩而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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